新故事创作如何体现“新”

    新故事，就要反映现实生活，就要触及时弊，就要有时代感，一句话，就要“新”，这一点，已为众多新故事作者所认同。然而，如何体现时代感，如何体现新，有些作者在认识上、实践上还是有差异的。 
   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不久，我收到一则新故事稿。作者在附信中说，这则故事是反映股份制的，目前还未见人家写过，是比较新的。我很高兴。
可一看故事，不由得失望了。原来故事讲某某企业要实行股份制了，工人们都要参股。某工人回家与妻子一说，妻子说这是新事物，我们现在真正当家作主人了，拿钱!可一找钱，钱没了!原来妻子藏钱的破棉袄刚好给丈夫当破烂卖掉了。于是，赶忙“追钱”。经过一番周折，终于找回了钱。于是，夫妻俩高高兴兴拿了钱去入股。这里，不去说这故事写得如何，单单说这样的故事究竟新不新。在这个故事里，主人公只是在为钱的事忙碌，我们看不到在试行股份制这个特定环境下人们的精神面貌，看不到他们在这个环境下的思想性格，所以时代感也就无从谈起。 
    钱没了当然得找啊，不为股份制，为买彩电，为孩子上学，都得找啊。所以这故事里没有股份制的事，故事照样存在，而且一点也不伤皮毛，股份制无非是贴上去的东西，就如披在人身上的一件衣服而已，没有成为故事的灵魂和血肉。因此，单单只是背景的“新”，而不是故事情节“新”，是人物的“新”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“新”。 
    在已发的《山海经》新故事作品中，这方面比较好的作品还是不少的。如范大宇的《中国人生的“老外”》（刊于1998年第7期），善意讽刺了一些崇洋媚外的人；如彭建君的《钓出一个大活人》（刊于1998年第8期），水产养殖场专业户陈大贵记恩于帮助过他的银行行长周立明，送礼送钱被拒，便想出了在他来钓鱼时偷偷地往他鱼钩上挂鱼的绝招，终闹出一场风波；又如杨德安的《乡下女婿》(刊于1998年第10期)，上海王家姆妈因女儿招了个乡下对象而心生烦恼，她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挑战……从这些故事里，从这些故事里的人物身上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的影子，能看到时代在人身上留下的特有的印记。换个时代，换个特定的环境，就不可能出现《中国人生的“老外”》里面的那娜夫妇，就不可能出现《钓出一个大活人》里面的周立明、陈大贵，上海王家姆妈也不可能陡生烦恼了，因为按以前的日子不可能去嫁给一个乡下人……可以说，这些人物，是时代的产物，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些故事有较强的时代感，是比较“新”的。 
    我们千万不要将“新”理解成仅仅是时代背景的“新”，而要使人物，使故事情节成为这个时代所特有的。 
    (作者系《山海经》杂志社主编)